2020年12月18日下午，杭州师范大学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教席合作办公室特邀来自于英国思克莱德大学教育学院的克莱尔·卡茜迪教授做题为“重思童年与哲学：在世的存在（Being）和生成（Becoming）”的讲座。讲座由教育学院高振宇副教授主持，暨南大学冷露副教授翻译，浙江师范大学副研究员郑素华和福建师范大学副教授郑敏希为特邀与谈人。

讲座伊始，克莱尔教授从格雷塔·桑伯格的例子出发，带领观众开始探索分析现今成人普遍所持有的传统意义上的儿童观，即孩子缺少知识，力量，地位，权威等，表明格雷塔之所以被保守派所抨击主要原因并不是针对她的立场，而是针对她的年龄。克莱尔教授表明传统的局限视角将儿童置放在附属地位。

她指出对儿童的固有认知，例如不理智的，没有批判鉴别力的，能力不足的，缺乏自主性的特点等，其实是成人为家长式的作风进行辩解。

克莱尔教授认为这种局限视角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成人与儿童的二元对立视角所造成的。这种这种二元对立视角的产生源于将童年（childhood）作为是通往成人期（adulthood）的一种方法方式，成人就是期盼的终点和目标，而童年仅仅是一个准备阶段。童年（childhood）于孩子而言是一个生成（becoming）的过程。其本身便是一个独立状态并具有衔接性。儿童经历了童年之后变成了成人。在二元对立视角下，童年在某种意义上就需要被特殊对待（special treatment），并且不能忽视的是，往往是成人在决定要给儿童什么样的特殊对待以及相应的供给方式。儿童的能动性以及参与程度也因此受到了限定。

此外，二元对立的视角也在儿童被禁锢的思维中被延续。儿童耳濡目染了这类二元法，这种成长模式让他们很难想象另外的方式，他们也就不会去挑战这种二元对立，继续重复着对他们而言被解读为“成长 （growing up）”的过程。

随后，克莱尔教授介绍了自身参与研究的一个跨八国儿童哲学调研项目，用实践哲学的方式来调查孩子们对于童年的看法，观察的结果比较一致地表明儿童习惯应用二元对立法看待自己的关系（in-relation），他们认为自己与成年人（无论是老师还是其他家庭成员）有关。这导致了工具视角下的童年观，童年被认为是成年的准备期；从知识生产上来说，儿童认为自身缺乏知识。因为知识被认为是决策能力的赋权工具，儿童普遍认为成人享有决策能力，因此只有成为了成人，才可以拥有决策能力，而学习在成人阶段便停滞了；从影响力来说，儿童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克莱尔教授指出这些对于儿童以及成人的关系上的认知经验吸引更多人探究儿童的本质，儿童是什么，童年是什么，以及童年如何反映孩子与世界的关系等问题。

由此，克莱尔教授提出“重思童年”（rethinking childhood）的必要性。在Spyrou (Spyrou, Rosen & Cook, 2019, p.7) 的影响下，克莱尔教授将研究的重心从思考孩子的身份这一问题转变成如何完成童年这一探讨。她指出在关系中考虑儿童意味着我们可以考虑他们的多种关系，他们的行为以及与世界的互动。那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去探究不同的童年时代或各种各样的童年经历。这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得看到儿童之间的联网（connectedness）。将童年视为连接或联网的想法意味着我们不会将儿童与成人的关系认定为是儿童到成人成长轨迹的线性模式，而是去探究各种各样的不完整且相互依存的共生（becomings）现状。

克莱尔教授指出认识到关系中的儿童推动着成人将儿童视为全球经济和政治理解的核心。儿童是世界的参与者，关心到大家如何存在在这个世界中。通过这种方式赋予孩子力量，我们也可以改变成人期（adulthood）。

关于儿童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克莱尔教授指出世界上所有事都与儿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应该以对话的方式相互连接。这些对话是与他人之间的共同经历，允许我们在其中探索价值并考虑如何实现这些价值。值得注意的是成年人可能更倾向于一些固有观点，那么在这对话过程中，成年人则可能需要放弃一些自己紧紧抓住的假设和思想。

克莱尔教授进一步指出对话方式有助于孩子们培养性情以及养成审慎从容思考的能力。如果一个民主健康的社会通常是被想法信念的多样化所支持的话，那么审慎思考的能力就变得尤其重要。哲学对话推动身份认同的形成。

关于未来的探索，克莱尔教授提议通过哲学对话，将现在以及将来相连接，成为一个共同体，让孩子们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参与者。这也有利于我们去考虑关系研究中（in-relations）的另外途径。培养与孩子建立的新型关系纽带，促使我们大家都成相互连接，形成共同体。

与谈环节，郑素华博士表示国内很多老师家长关注到儿童哲学，希望在家里以及学校中开展儿童哲学。大学课堂很多方式也借鉴儿童哲学。儿童哲学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方法，也是一种教学方式，更改变了人们的儿童观以及学生观，意识到学生身份和孩子身份是与成人和父母身份相互成全的：孩子的存在铸就了妈妈的存在，学生的存在成就了老师的存在。郑博士继而介绍了作品《妈妈山》，并重新定位母亲的身份：妈妈和孩子的共同成长，相互依赖。基于汉学家（sinology）安乐哲教授（Roger T. Ames）所提出的“现成的人”以及“生成的人”，郑博士表明在讨论生成的人的时候能更好得发现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回答人是什么这样的本质问题，并且探讨何所来，何所往可以推动人在生成层面的思考，意识到过去和未来共同组成当下的我们。

郑敏希副教授在观念、方法以及知识产生发展三方面上展开探讨。在观念层面，郑教授表明儿童哲学纠正了儿童缺陷说，是新的儿童解放运动。童年是充满哲思妙语的宝贵时期，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值得我们来进一步探讨。在方法层面，他表明与儿童做哲学的这种方法从根本上确定了儿童的主体位置，与儿童展开有意义有价值的交流。但受自然科学的影响，以往的研究视角都是对孩童或关于儿童的研究，就如地质学家研究地质，这是二元对立的视角。对话以及倾听的研究方式超越了儿童和成人的二元对立，显示了儿童哲学对于人类整体存在的方式的探讨以及存在意义的体现。在知识生产层面，郑教授表明传统意义上，儿童不被认为是知识的生产者，而是需要学习的人。虽然有学者认为儿童是成人之父，但是这个观念没有转换成知识生产系统。我们的观念富有成人印记。但是，儿童是知者，儿童语言表述的不足不代表儿童知识的贫乏，知识的不足也不代表儿童思想的浅薄。儿童哲学对于儿童作为童年知识生产者地位的捍卫表明儿童是人类智慧最珍贵的源头之一 ，并且对于儿童哲学的探讨也是对人类社会未来的探讨

最后提问环节，观众们积极参与，探讨了孩童的哲学家的地位以及什么是有哲理的问题等话题。克莱尔教授表明在探讨儿童哲学家地位的时候需要区分学术哲学以及实践哲学的概念，进而确定儿童可参与哲学探讨的地位。针对什么是有哲理的问题，澳大利亚儿童哲学专家Janette Poulton也做了回应，表明形成意见（form an idea）本身就富有哲理性。克莱尔教授认为思考问题本身是否有哲理性非常重要，有时候我们会发现，针对孩子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有时候会立即下结论说这些事情是有哲理的。但是，在判断过程中，我们需要思考孩子们认知想法的塑造（the building of ideas) 、这些认知想法的可持续性（the sustained level of those ideas）以及对他人认知（ideas of others）和与他人共建的认知这些方面。这也进而确保了我们是以共同体存在的状态。